愚公移山》:伊文思的乌托邦

  

  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,背上骗子、宣传家、荷兰的“里芬斯塔尔”等污名。他认为摄制组成员有意对他隐瞒了事件,对他们大发脾气: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

  1972年3月,中国,北方的春天迟迟未归。世界知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·伊文思,带着两身磨破的西装和摄影装备来到北京。与他同行的,还有他的法国女友、也是合作伙伴的玛斯琳·罗丽丹。

  这位被称作“纪录片之父”的荷兰人,是应周恩来之邀而来的,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文革的纪录片。

  74岁的伊文思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情。早在1938年,他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《四万万人民》时,就结识了周恩来。离开中国前,他秘密将一台摄影机和两千尺的胶片让人送至延安,中共领导人才得以留下在延安的早期影像。

  几乎与伊文思同时,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也应邀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。他的西方视角的作品《中国》只用22天就完成了。影片1973年在国外上映后,在中国遭遇了猛烈批判。

  “当时学校、机关、部队都内部组织观看《中国》。”伊文思的翻译陆颂和说,“那段时间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慰问,他们以为我是安东尼奥尼的翻译。”

  1972年,经由当时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丁峤推荐,在全国妇联国际部工作(当时被借调到了对外友协)的陆颂和担任了伊文思的翻译。此后,伊文思来中国期间,陆颂和都跟随左右,一直到1988年他最后一次来中国。

  “伊文思对翻译要求很高,除了做语言上的沟通,他还要求翻译是他在中国拍摄过程中的‘耳目喉舌’。”陆颂和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年逾八旬的陆颂和已从全国妇联离休多年,北语系毕业的她,身上保留着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痕迹:热情质朴、乐于沟通。她很愿意与人谈起老朋友伊文思。

  伊文思的纪录片历时6年才完成。影片原来的名字叫《第二次长征》,后取的一篇文章的名字《愚公移山》为片名。

  伊文思手头常带着一本西班牙文的《选集》。其中,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一文,他用红蓝色笔划满了杠杠。他非常相信,相信“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”。他想向西方观众呈现文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,“以正视听”。

  除了翻译陆颂和,伊文思的摄制组还包括领队叶式春,以及一名副导演、两名摄影师、两名灯光师和一个办公室行政外联人员。拍摄的日程安排由对外友协负责,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提供技术支持。

  整个摄制组都知道,周总理交代了:这是伊文思的电影,要按照伊文思的意图去拍摄。周恩来告诉伊文思:用不着遮遮掩掩,中国是个穷国,是第三世界的国家,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用不着拍一部粉饰太平的片子,中国是什么样就怎么拍,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。

  但第二天一早,伊文思就发现,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一个人扛着锄头在山上挥汗如雨。他当即扭头就走。

  “伊文思的镜头从不对准领导,只对准人民。”陆颂和说。“他一直强调这部影片‘让人民说话’。”

  如果这些伊文思还能忍受的话,那么在喀什的经历,则被他称为“喀什噩梦”,也直接导致了足足两个半月的拍摄中断和摄制组人员调整。

  在喀什,伊文思提出到每周五的巴扎(自由市场)去拍摄。地方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,用不同的颜色规定了上街的时间、地点、着装,甚至表情。居民们服装鲜亮、洋溢着笑脸,在镜头前展示幸福。而在自由市场,商品琳琅满目,顾客们排队购买,在柜台另一边再退掉。

  “他认为地方政府违背了周总理的指示,不该让他用摄影机去欺骗世界人民。”陆颂和说。伊文思还指责摄制组的工作人员,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。

  摄制组撤回北京。伊文思怒气冲冲地给时任外交部顾问写信,希望能配备一个懂电影和历史、并且能说服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人来负责摄制组。

  摄制组的领队叶式春是对外友协的干部,她曾回忆:“伊文思政治嗅觉很灵敏,他能看出来……当时,非常穷,布置的那些东西瞒不住他的。我们摄制组就左右为难了,又要宣传这些东西,心里又不通,伊文思又不接受,所以工作很困难……那时候我跟陆颂和住在北京饭店,我记得流过眼泪,觉得很委屈。”

  两个月后,派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钱李仁来负责摄制组的工作,叶式春协助他工作。“钱李仁从事外事工作很多年,他做事沉稳灵活,心也细。”陆颂和说,“叶式春虽然受了些委屈,但一点也没抱怨,跟平常一样认真负责地工作。”

  被选择的线月,伊文思一直在上海第三药店,观察店员们的生活,与他们交朋友。

  女店员包涵,1970年代末曾受邀参加上海电影局组织的一次内部观影活动,看这部纪录片。

  《愚公移山》全长12小时,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。《上海第三医药商店》是其中一部。

  “很真实,当时就是那个样子。”包涵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他们是对外友协介绍来的,所以我们也没有抗拒,时间长了,看到镜头也不紧张。”

  影片中,店员们的表情动作真实自然,这因此成为伊文思和玛斯琳后来最喜欢的部分之一。

  其中一组镜头是在包涵家拍摄的。“一回家,小包往沙发上一躺,闭着眼听收音机。然后镜头就转到了院子里,小包爱人在吭哧吭哧地洗衣服。”陆颂和回忆。

  回宾馆后,摄制组和玛斯琳在阳台上发生了争论。陆颂和等中方人员认为,这段素材不好。中国妇女虽然解放了,但也不能压迫男人,这体现了男女不平等。

  但包涵至今不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。“这只是分工不一样。上海的家庭都这样。一直到现在我家都这样。”她说。

  伊文思坚持在影片中采用了这一段。影片后来在巴黎公映时,伊文思和玛斯琳守在影院门口听观众的反馈。当他们听见有法国女子感叹中国妇女的解放,而埋怨男友在家不做家务时,乐了。

  同样给人以真实感的,还有影片《球的故事》。这部片子讲述了发生在北京第31中学的故事。早上7点早自习开始之后,老师禁止学生再踢球,但一个学生忍不住飞起一脚,球从老师的头顶飞过。老师很生气,批评了学生,没收了足球。

  影片展示了师生之间的一场民主辩论:学生为什么有踢那一脚球的冲动?老师是否小题大作,没事找茬?

  最后踢球的学生反省,自己对老师的成见缘于有一次老师对他的“无理”指责;老师也认为自己最开始就把学生划作错误的一方,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想法。

  双方平等、理性的态度,让人不禁怀疑故事的线年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将原班学生请回教室,回忆当时的情况。当年的学生已人到中年,但他们至今仍然认为,伊文思拍摄的,都很真实。

  “在西安拍摄时,我们看见当时有批斗的游行车来了,汽车司机立刻拐到另一条街上。”陆颂和回忆。

  陆颂和曾经让玛斯琳把要向拍摄对象提的问题先给她,以免当场翻译得不准确,但玛斯琳回答她:“不行,若给你了,你会偷偷告诉他们,他们会有准备地回答,那不是我们想要的。”

  “有一天晚上,伊文思和玛斯琳在北京饭店出席一场答谢酒会,突然中途张春桥通知审片。全体摄制组成员急急忙忙赶到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。”陆颂和回忆。

  小礼堂坐得满满当当的。参加审片的除时任副总理张春桥外,还有文化部部长于会泳、副部长刘庆棠等人。陆颂和记得,刘庆棠发言很多。

  影片中有一段,伊文思在大渔岛跟船下海,采访船长:“你理解文革吗?”船长如实回答:“不理解。”伊文思认为这体现了人民对于文革的思考,但审片者却给予了严厉指责:“全国人民都理解文革,为什么他不理解?”要求删去这一段。

  除此之外,修改意见还包括:不要把作为颂歌的《东方红》与上海落雨、群众打伞的画面连接;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应剪掉,或加一句解说,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,只有60岁以上的妇女才有小脚;日出前江上清晨的镜头发灰,会让人联想到污染,诸如此类,共61条。

  对于这些扑面而来的批评和指责,个性鲜明的玛斯琳掩饰不住一脸愠怒,伊文思却以沉默作答。

  1971年,伊文思到中国访问时,曾三次见他,四次陪他看样板戏,暗示他为她拍一部个人纪录片,伊文思不置可否;1974年,又授意他公开发表文章,批判安东尼奥尼,被他拒绝了:“我们同样搞电影,各有各的艺术手法,不便于批判。”

  审片结束后,摄制组回到居住的北京饭店。“一路上都很沉默。”陆颂和回忆,“到饭店后,就各自回房。我们也不敢说什么。”

  此时的中国,正处于政局巨变的前夕。病床上的周恩来托人给伊文思带话:把这些影片带上,能尽快走就尽快走,暂时不要再回中国来了。

  被“故乡”(伊文思视中国为第二祖国)拒之门外,对伊文思来说,早已不是第一次。

  年轻时,伊文思因为反对自己的祖国荷兰侵略印尼,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,连母亲去世也没能回家见上最后一面。后来伊文思一直流亡欧洲,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,和世界各国受压迫者的斗争。冷战时,伊文思意识到苏联内部官僚主义滋长,中国成为他理想的最后栖息地。此后他的名字被从苏联新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删除。

  1975年9月,心情沮丧的伊文思和玛斯琳准备回国。摄制组的全体成员前来机场相送。伊文思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告别场面……他们聚集在舷梯下,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们,和我们告别。大多数人落下眼泪,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。大家都清楚,他们将再度面临大狱,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……”

  但他想象中的全体下狱的悲壮并没有出现。“后来其实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。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。”陆颂和说。

  1976年3月,《愚公移山》在巴黎公映,持续半年,之后影片在多国上映或播出。西方如此评价《愚公移山》:“伊文思帮助我们同中国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。”

  1976年是多事的一年。在西方纷纷猜测时,伊文思公开在电台宣称,“中国政局稳定”,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他的言论因其与周恩来的私交而备受瞩目。

  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,背上一连串的污名:骗子、宣传家、中国疯子、盲目的者、无人性体制的宣传家、荷兰的里芬斯塔尔(纳粹电影制作者)……《愚公移山》也被认为是伊文思与中国政府共谋的结果,是为文革涂脂抹粉、欺骗西方观众的,遭到一致抵制。

  1977年1月,伊文思带着《愚公移山》的12部影片再次来到中国。在上海饭店,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摄制组成员大发脾气,怪他们没有将“事件”告诉他。陆颂和说:“他当时说了一句: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?”

  对此,陆颂和说,我们当时虽已听过内部传达,可是我们不能违反外事纪律,向他们透露任何消息。

  得知“事件”给了伊文思很大的打击,他后来写道:到底什么才是事情的真相?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是什么?

  1977年2月,接见伊文思,邀请他和玛斯琳来中国安度晚年,但伊文思以离开法国将缺少消息渠道、难以从事纪录片拍摄为由谢绝了。

  《愚公移山》后,伊文思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,失业十年。“只能依靠我们驻法使馆给他解决一些经济和生活问题。”陆颂和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但晚年的伊文思和玛斯琳仍然相信,《愚公移山》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,是一部虚伪的作品。玛斯琳曾说:“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在努力实现这个乌托邦,他们自己也是相信这个乌托邦的。”

  伊文思说:“真情实况只能接近,它从来不是绝对的,它的四周有许多因素。但是我没有说实情之实情的奢望,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玩弄真情实况。” ★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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