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零:为什么是“我们的中国”?

  

  在近年涌现的众多“中国学”著作中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文化学者李零于日前由三联书店推出的《我们的中国》,要说有什么别开生面之处,或许在于他讲的不是他者眼里的中国,也不只是“我”的中国,更不是

  如是套用李零在几年前同样分四册出版的《我们的经典》自序里的讲法,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:“我们的中国”,不是为我们不假思索,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概念接受的,一般意义上的中国,而是当代人眼里最能接续中国传统,又是最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“我们的中国”。

  李零是从“我”的观察和记录出发,书写“我们的中国”的。他靠的是行走与阅读。如果说,早些年他主要沉浸于阅读“我们的经典”,过去十年,他则可说是在“行走”中记录自己对当地历史、地理与文物的观感和思索。

  在日前于上海书城举行的新书首发演讲中,回味年轻时探幽揽胜的心情,李零感慨:学历史一辈子,书上说的那些地方若是都去过了,那正是壮游河山,是极大的满足。而对行走的向往,李零甚至还有些可以称之为“贪念”的情感:“希望全部走全,我管这叫‘十全大补’。如果我的脚还能跑,还有很多地方想去。”

  而李零的行走有现实的缘由,也自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,依据就在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《禹贡》。在李零看来,《禹贡》以大禹治水为母题,只讲山水泽地和以山水泽地界画的九州,不讲政区,却是汉魏以来所有地理书的源泉。而《禹贡》讲禹迹,禹迹是大禹治水,随山浚川,一步步走出来的。“所以,研究地理,走路很重要。走路不光看山水,看风景,更重要的是看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中国山水,人文背景很深,研究地理,离不开考古。考古和地理都是读地书。”

  体现在《我们的中国》第二册“周行天下”中,李零寻访了中国上古以来重要的战场、城址、祭祀遗迹,到访岳镇海渎、山水形胜;走完了孔子、秦始皇与汉武帝走过的路。而第三册“大地文章”,则既有山川考察记,也有“家乡考古学”,因为他把对故乡山西省武乡县,以及太行山的考察,当成了行走的“中心”。

  这就难怪有朋友调侃,他这是老家中心主义,比国家中心主义还要可怕。但在李零,这没什么可奇怪的,一则了解中国,就适宜从你自己最熟悉的家乡开始,二则,山西确实重要。“中国的晋南和豫西,确实是中心里的中心啊。苏东坡曾言:‘上党从来天下脊’,地处太原与洛阳之间的这片区域,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  更重要的是,这让他对“中国”的形成,有了直观的感受。在李零看来,谈论最早的“中国”,应该注意两个基本前提:“国”的形成和“中”的形成。如果国家都没有形成,也就无所谓“中国”的概念。而即使形成了国家,但是如果没有形成文明中心,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,吸引其加入其中,构成核心地区,那也算不上“中国”,而只是周边众多小邦国之一而已。

  但所谓中国,其实并没有地理意义上的绝对的中心。李零表示,历史上,中国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为依据来划分的,谁占据中心谁就是华夏,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,“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,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。比如,夏、商、周三代都以‘中国’自居,说自己住在‘禹迹’。”但李零提醒,“禹迹”实际上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,代表的是夏、商、周融为一体的天下。当夏在中心时,商是蛮族,商为中心时,周是蛮族。当周为中心时,天下被重组,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,用司马迁的话就是“子孙或在蛮夷,或在中国”。“所以,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,都会被视为蛮夷,‘夷夏之分,不在血缘,而在地域和文化’。”

  要从世界文明的高度看,李零表示,文明都是由中心和周边共同构成的概念,往往农业文明在中心,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在周边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补充的,但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作为周边都有着朝中心发展的欲望,即所谓的“四裔趋中”。四裔趋中的规律是四裔面向的是发达地区,背后是起源地,两个文明最接近的地方形成一种过渡型态,同时也是四裔最为发达的地区。

  由大地上的行走,而致对中国的深入思考,就不难理解《我们的中国》何以被看成是“当代徐霞客”写下的国族地理思想史。而在有评论看来,经由李零的这本书,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,有了一个大地上的维度。

  毫无疑问,李零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,也是他追寻中国的旅程。而这种追寻固然源于他的治学兴趣,恰如李零自言,他竭四十年之力,全是为了研究中国,却很难说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当下中国认知焦虑的影响。

  近年,海外汉学家力图解构“永恒中国”,他们不满中国的疆域和历史,说中国是个虚构的“共同体”。为此,李零从中国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给予了反驳。而在《我们的中国》第一册“茫茫禹迹”里,他就讲述了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,并称,“中国”概念的形成,关键是“两次大一统”,第一次是西周封建,夏商周三分归一统;第二次是春秋战国纷争之后的秦汉大一统。

  要对“大一统”有个清晰的认识,就不能不回到最早的“中国”这一争论上来。对此,不同的学者依据各自的研究和发现,有二里岗“中国”、二里头“中国”、龙山“中国”、庙底沟“中国”之说,问题越追越远,背景的背后还有背景,似乎难有定论。李零认为,龙山时代是城市遍地开花、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,二里头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,而后商人从东部崛起,取代了这个中心,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范围之内,这说明夏、商、周不仅是前后相续的时间概念,同时也是并行的空间概念。而“中国”这个词,无论是传世文献,还是出土铭刻中,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。“正是周人完成了将夏、商、周三个空间板块一统。”

  自此,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的轮廓逐渐清晰。李零表示,在西周大一统完成后,古人发明了岳镇海渎作为九州也即空间中国的地标。此后,秦汉大一统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统。李零由此强调,中国真实存在,它不是虚构的,但“中国”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。李零表示,在《禹贡》的地理范围内,就生息着五大族系。战国末年,秦国为统一天下做准备,摩拳擦掌,已经有五帝共尊、五岳并祀的设想。元朝和清朝,这两个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。蒙古人和满人都是多种文字并用,元朝有六体,清朝有五体。19世纪,欧洲人创建汉学,最初就是抱着《五体清文鉴》和满汉合璧本,学习汉语,研究中国。”

  据此,李零认为,中国境内的各民族,无论是以四裔治中国,还是以中国治四裔,谁入主中国,都不会同意另一半独立。“孙中山闹革命,刚开始提出‘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’的口号,后来发现这根本不行,于是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宣布,中国的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和三大属地。我们的共和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共和。由此看,‘五族共和’并不纯粹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下的发明创造,它也是中国传统的延续。”

  而从历史上看,五大族系在一起,就会产生“夷狄交侵”的现象。在这个过程中,有些国会被吸纳进来,有些也会被排斥出去。“中国是相对四裔而言,古人所谓华夏和蛮夷戎狄。中国对四裔具有吸引力,四裔对中国有向往,因此很多周边文化就进入了核心地区,与中国融为一体。”李零表示,中国的版图正是由此不断扩大,尤其是宋以后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等周边民族的不断入侵,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断扩大。

  这正是李零在《我们的中国》第四册“思想地图”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。“‘大一统’是古代的世界概念,中国叫‘天下’。中国是一个文明漩涡,既有辐辏,也有辐射,雪球越滚越大,形成了‘大一统’。”

  诚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考古学家许宏所说,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,“中国”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,吸收了天下的地理观,也吸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,等等。如此,要单一地从地理上看,从文化上看,从种族上看,都“看不到”中国,只有综合起来观察可能才是中国。

  而要做到这种“综合”,就有赖于研究者丰厚的学养,这正是李零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难能可贵之处,在《我们的中国》自序中,李零一开始就自问自答:“我的专业是什么,有点乱”。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,考古学家徐天进看来,治学要做到这个“乱”字其实特别难。“因为乱,在读李零的文章时,你会发现,但凡考古学、古文献、地理学,还有艺术史,凡是我们想到的人文领域十八般武艺,他都似乎能信手拈来,不同领域的这些学科的知识也好,材料也好,他都能够很熟练的,毫无隔膜的来表达他要表达的思想。”

  而要真正做到“毫无隔膜”四个字,则需要著者在客观的论述中,恰如其分地融入自己的主体性。徐天进表示,看李零的文章,能看出有非常鲜明的冷与热的两重性。“在面对史料的处理时,李零真的是极其的冷,丝毫看不出来情感那一面的东西,他表达自己的观点,也是毫不含糊的。但他表达的内容,又分明让你感到他是有情怀,有温度的。甚至你感觉,他的文章,包括书名,题目,都是他自身情感的表达。这与当下很多学者冷冰冰,没感情的研究对比鲜明。”

  在徐天进看来,李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,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表达。“业内人士有时候会开玩笑说,他写的是李零体,因为他的风格很独特,一种极其简约的风格,他用的都是很短的句子,而且很白话,时不时还会来点俚语,来点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汇。但你读了并不觉得突兀。”事实上,李零确实喜欢在文章里时不时“来点”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拿《我们的中国》来说,写入书中的除了严谨专精的学术问题和文献梳理,还有游历过程中生活小事。对于这些小事,他都一一耐心对待,记录细如毫末,虽淡淡几笔,却很是生趣。

  不止于此,李零虽自言不怎么用手机,也很少看报纸,但这并不妨碍他“与时俱进”。说他行走不易,他会说古代行走才真是不易,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旅行,除了双脚,只有舟车。所以,古代行者只有那么几种,比如,军人、商人,又比如,寻仙访药的方士,宦游天下的学者,还有巡狩封禅、到处视察工作的帝王。而在秦皇汉武之前,跑路最多的著名人物当属孔子。“孔子一辈子都在做一个梦,就是周公之梦,当他年老的时候,他说当他做梦都梦不见周公的时候,他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孔子这个梦就是中国最早的‘中国梦’,因为他想恢复西周大一统。但他没有做成这个梦,最后是秦皇汉武做成了这个梦。”

  如今我们讲“中国梦”,自然不是王国维在写《殷周制度论》时想要重温的“周公之梦”,而是力图对中国有更为清醒的认知的“中国梦”。读李零的《我们的中国》,会让我们明白,中国、中国人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,它所承袭的以前的样子又是什么样子。当然我们还要探究,中国今后又将往何处去?就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说的,至今中国仍然在传统、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,但也不能不认识到,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。本来中国的变化都在传统内变,现在还要在传统外变。面对现代、面对世界,中国要寻找文明与文化、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由李零开启的寻访“我们的中国”之旅,并不是终结,而更可以说是另一个开始。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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